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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西行漫记|西安(2) 大雁塔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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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掌门曾在大雁塔许过一个愿。之后虽然多次到访西安却都错过了还愿的机会。具体许了什么愿怎么哄骗都不吐露,只是说如愿了,所以心里总惦记着要还愿。于是此行西安一安顿完毕我们就直奔大雁塔去了。

大雁塔是现存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这在当年可是俱有“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 的那种孤高、突兀的气势。虽然与同时代西方的哥德式教堂建筑在高度和跨度上都无法相比拟,但是配上佛塔周围苍茫、古寂、清幽的环境,整体上烘托出的一派超脱虚空的气氛和天人合一的意境,却是西方建筑无法企及的。

走进塔里,看到有不少唐代的古迹都已经用围拦玻璃保护起来了。跟在众人身后我俩扶栏一层层往上爬,穿过弯曲的楼道,方才走出支木交错的暗处而终于登上顶层。

放眼往外,即便是在高楼林立的今天,大雁塔仍然有“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和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气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一面窗,掌门认认真真地挨个窗户依次行礼还愿。

礼毕准备下塔时,上来一群年轻的女尼兴奋地叽叽喳喳,争相拿出手机选景自拍很是开心。下塔出来请了一位讲解员,带着我们参观大慈恩寺,听听佛经典故、聊聊佛道变迁、想想前世今生和来世。

要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汉帝国崩塌前后,从东汉未年到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时间里,迁延无绝的战争,使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天天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平均寿命曾一度不到30岁。其中更以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皇帝们最为短命,其平均寿命只有22 岁。而当时地球另一边的罗马帝国也在经历着相似的崩溃过程,公元235到284年间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经历了21位短命皇帝,其后的300年帝国四处同样是民不聊生。那些过去为罗马帝国保驾护航的诸神们也显得力不从心了。于是中西方这两大帝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新宗教的传入,寄希望于新的信仰能为帝王和百姓带来新的生机。

同样是引入新的宗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帝国对新宗教的运用却是不同的。罗马帝国自成立以来不仅全盘汲取了西腊文明的精髓,并且加以创造融合从而建立了具有罗马特色的、完善的哲学理论体系。之所以选基督教做为罗马的国教,主要是看中其唯一神论的特质和传教士的运作模式。对当时的罗马皇帝而言,掌握了教会就等于掌握了君权神授的通道,是极有利的一件统治工具。因此对其具体的教义教理并不看重,而是根据帝国统治管理的需要重新整理改编圣经文章形成新约全书,用以为统治服务。由于基督教独一无二的排他性与罗马精神不相符合,自康斯坦丁之后也有数位皇帝要取缔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因此基督教也是在镇压和扶持中起起浮浮。到了公元331年新上任的罗马皇帝尤利安因师承新柏拉图主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将基督教信仰尊为国教,在位期间努力推动多项行政改革,试图恢复罗马时期的诸神并立的信仰精神,可惜于公元363元出师未捷身先死。不但所有的改革被废除,其本人也被教会定性为叛徒,得了一个叛教者尤利安 Julian the Apostate的谥号。继其之后就再无皇帝敢和教廷作对了。而从那时起的罗马就不再是“罗马人”的罗马了,而成为基督教王国的核心所在了,直至今日。

再看那个时代汉帝国,其哲学体系是以先秦的诸子学说为主体的。先秦儒学缺乏一个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因而没有太多的哲学思辨。又因孔子崇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历朝历代只是传旧而已,并无创作。以至历经千年变迁之后,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再加上五胡乱华,这些学说已经摇摇欲坠,到了上不能为帝王统治服务,下不能为百姓排忧解惑的崩溃边缘。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从经文经理上说,佛教不仅能弥补诸子学说的不足,而且能给百姓以来世轮回的希望,从而安抚大众,减缓社会矛盾,所以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后就落地生根,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到了梁武帝时期更是被抬到了国教的高度,斥巨资大量修建佛寺佛像,一时间形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

与西方罗马帝不同的是,梁武帝本身多才多艺,学识广博。当时他的关注点不是怎么用宗教作为统治工具收复江北,一统中原,而是钟情于佛教的经文义理。专注于组织人马翻译撰写大量的佛教著作,并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为后来的佛儒道三教合一传了第一棒。可以说,他也是促进后世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推动者。整个佛教的翻译工作中,汉语的字音方面也有机会借鉴了梵音的特点,而创造了反切的拼音方法和声韵系统,因此兴起并发展了汉语的声韵学,为唐诗宋词奠定下语言基础。

也许萧衍不适合当帝王,更适合当一名文化部长。佛教的博大精深让这位一国之君沉迷于佛法哲理之中无法自拔,忘记了统治者的本职工作,几年舍身出家,最终引发侯景之乱枉死宫中。因此唐太宗说“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虚。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可以看出唐太宗不赞成笃信佛教,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唐朝的建立及所取得的成就所依赖的是传统的道德和道家治国的策略,与佛教没有关系,并认老子李耳为李氏先祖。和罗马皇帝尤利安相似,太宗下诏书规定从今往后佛教不得特殊化,在讲经论教时僧人、女尼要排在道士、女冠之后。

只是自梁武帝翻译推广佛经以来,佛教义理已经开始融入中原的传统文化道德之中, 尤其在民间影响力越来越大。太宗渐渐地看懂了佛教是可以作为一种宗教工具为统治者服务的。于是虽然心中不信,认为“至于佛教非意所遵” ,然而在管理国家时,唐太宗却开始大力推崇佛教。先是在其争帝位时的七处战场遗址为死去的战士修建寺刹,并且招集僧侣为死难者招魂。到了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出行时虽没有得到太宗的支持,回到长安时并得到了太宗的特别优礼,跟朝廷要到了很多特别待遇。

就这样太宗运用佛教信仰团结了各方力量,平定了割据势力,完成了江山统一,比罗马皇帝业绩更突出。最终与康斯坦丁大帝类似,太宗也是在晚年转为信徒,一信洗白,灵魂得救,升天转世去了。

其后的高宗更是加强了对佛教的支持,为玄奘法师修建大雁塔,以便更好地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大雁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玄奘法师设计并主持修建,完成时塔高5层,约60米,砖面土心,内不可攀登。

到了武则天时代,佛教更是上到了颠峰。因武则天是以女人之身当上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传统儒家经典不许妇人参政,为了证明女人登上帝位的合理性就只能从儒教之外找寻依据。所幸《大云经》里有支持女人当皇帝的教义,则天皇帝遂大喜,举国上下大力弘扬佛教,更快更多地翻译佛经。佛教也借机重振江山,巅峰造极。从敦煌唐代的石窟作品中也可以体会到盛唐时期佛文化的的极致之处。大雁塔也因此得到了女皇帝的眷顾,拨钱重新修整,并加到十层高,一派“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的气势 。

如此大量的佛经教义传入,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以经变文、经变画形式讲述的佛经故事对后来的中国小说文学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西游记里的降妖伏魔的故事以及三国志里曹冲称象的故事等等,其实都是出自于佛教故事。

到了中唐以后,以柳宗元韩愈为主的文人认为佛教过盛,提倡振兴儒学,批判佛道,上奏《谏迎佛骨》书,开始了改革自汉晋以来的儒学历程。在回顾重塑儒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借鉴并吸收了不少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整个革新工作最终于两宋明朝时期才得全部完成,从而开创了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时代。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大雁塔得以再次重修,在维持了唐代塔体的基本造型上,在其外表完整的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外型,比以前更宽大结实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雁塔造型。

我们现在传承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就是这样的儒释道三者之集大成的新儒学。因此这来自异域的佛教经法虽然在其发源地已经消失灭绝,却因与华夏文化的融合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继续在生活中与我们共存。

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揣测为什么不信仰佛教的掌门会在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上许下心愿并如约还愿;也是为了探讨为什么不信佛道的护法会在大慈恩寺里请了两尊护身的本命佛。

当然明白,佛教自传入中原起就变得不纯粹了。古时被帝王用作统治手段,今时被商人当为赚钱工具,甚或被心存忐忑之人视为自我救赎的途径。佛却说:你信或者不信,我就在那里,不舍不弃。

问君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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